[横议] 毒甚病毒(+按)|盛洪

盛按:贵阳无理由强迫居民半夜转移,大客车失事造成27人遇难,20人受伤,而疫情以来,贵州省新冠死亡人数2人。这一事件又一次证明,滥权病毒的毒害百倍于新冠病毒。滥权借口“防疫”,实际上没有任何防疫效果,却侵害公民权利,徒然大增生命风险,并不是贵州当局不会计算,而是谄媚心理驱使过度表演。这已不仅是过度防疫,而是恶意防疫。有人将此事故轻描淡写为“交通事故”,实际上责任在贵州当局。它应该向死难者及其家人谢罪,向社会谢罪;它若是还有廉耻的话,就要考虑自己待在那个位子上是否合适。(2022年9月19日)

盛按:最近三亚又爆发“疫情”。听说第一批滞留旅客已离岛。看来没有坚持去年额济纳的离谱隔离标准,更没有上海对外地人的严苛,还可舒缓一口气。但这不意味着三亚没有过度防疫。据一篇文章,一家四口已经连续三天核酸阴性,却又被没有由头的“规定”阻拦在高速路上,不让回家。这仍反映出当地防疫只把上级命令放在“至上”的位置,而不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性地讲,多天不让回家,造成公民的饥饿和疲累对健康和生命造成比轻如流感的新冠严重得多的伤害;他们都是核酸阴性,回到家里也不会对别人传染。如此蛮横无理的作法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谄媚地向上级表示它做得很卖力气吗?而不惜侵犯对公民基本权利,这不是滥权吗?或许海南当局辩解说,这只是个案,但我的批评不仅针对恶果,更针对制度规则,它反映当局无视人的基本权利的低劣心态,它的普遍实施会带来系统性伤害。(2022年8月15日)


前一段时间,若干视频、音频和文字信息都显示,上海出现了过度防疫最为恐怖的一幕。上海当局以“防疫”为名,不管居民核酸检测是否阳性,也迫使居民整楼迁出,并强令居民交住宅钥匙,说要对居民住宅“入户消杀”。当居民拒绝时,就以不许回家相威胁(翟永存,2022)。有些居民在威胁下交了钥匙,结果屋里财物被盗,冰箱中的物品被扔了一地(视频);还有的居民家中,高档衣服,电脑,家电,家具,书籍,墙壁等等全被所谓“消毒水”喷洒了一遍,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还有的居民拒绝交出钥匙,一个图片显示,结果家门被当局派人破坏。这个地方仿佛不是上海,而是法治荡然无存的蛮荒之地。

另外一个恐怖情景是,一些警察在半夜敲居民家的门,不开门就暴力撬开,以居民是核酸阳性或“密接”为借口,将里面的居民绑架到方舱。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警察还绑架那些高龄老人。一个人发帖说,她外婆已94岁,居家隔离已经转阴,却在4月19日凌晨两点半被警察撬开门,被从床上摔倒在地,强行绑架至方舱。另外有一对93-90高龄的教授夫妇,也是半夜一点半被强行绑架到一个转运中心。还有一对92岁高龄夫妇,患有多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也被强行从家中拉走(圣地呀GO,2022)。

半夜撬门绑架,强行入户消杀直接带来的损失和伤害已经巨大。高龄老人一般习惯于在家中生活,他们需要亲属照料和家庭温暖;他们多数患过或患有各种疾病,心脏病, 高 血压、糖尿病、脑梗死等心脑血管疾病,有人生活不能自理,并且需要配备各种医疗设备;他们身体虚弱、心理脆弱,晚上很难入睡,一旦夜里被惊醒,被从床上绑架出门,就是很严重的心理和生理打击。这种“防疫”措施造成的伤害远超新冠肺炎。而他们在家隔离又不妨碍任何其他人。这种作法实际上已经造成有的老人在被强行拉出时直接死亡。如大场镇一名73岁的老人,是心梗脑梗偏瘫病人,在4月18日被强制转运时猝死(陆火Media,2022)。

入户消杀对家庭住宅、财产、隐私及其安全感造成了严重破坏。有的人说,回到被入户消杀的家中,发现丢失的财物共约6000多元,这不仅是财物损失,而且是失去最后避风港的心理打击。家中还有金融资产的凭证和文件,有贵重物品和纪念品,有电脑中的金融或媒体账户,有居民的隐私,所以这些都被暴露在被毁坏或丢失的危险之中。上海有人还因此提出了应对入户消杀、减少损失的攻略。提出要将贵重物藏到大白发现不了的地方(如天花板上),将高档服装,工艺品,值钱的画,古籍书刊,各种文件证书等,装在塑料袋里,甚至要把衣柜和房间的门锁死、焊死(南洋富商,2022)。看到这样的“攻略”让人感到悲哀,前提是已经无奈交出自己住宅的钥匙。在我看来,向一个人索要其住宅的钥匙就已是对该人严重污辱,其意思是说,请把你的权利交给我侵犯。无视一个人的权利,就是污辱他或她的尊严。

然而这两种恐怖行为最严重的伤害,是上海当局认为它可以暴力侵犯公民的住宅,这在根本上颠覆了社会秩序和制度结构的基础,——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尤其是对家庭住宅的非法攻击,打碎了安全的最后堡垒。各种场合和地方,人身只有在家中是最安全的;各种财产,股票、银行存款和财宝,只有放在家庭住宅中才是最安全的。然而,家庭住宅却无法自己得到保护,如果没有法律的保护,几个壮汉就可以攻陷一所住宅。如果人的最基本的安全没有了,他们还能干什么事呢?他们还能信任什么呢?他们还能指望在这个制度结构下正常的生活吗?因而,对家庭住宅的攻击造成的破坏,并不只是房屋门窗的损坏,也不只是家庭物品和财产的丢失,而是整个社会秩序根基的丧失,是一个系统性的严重破坏。

更加上,这种对家庭住宅的攻击不是来自匪帮,而是来自人们以为能保护自己的政府部门。这就更加令人恐惧了。因为如果有土匪来攻击,人们可以指望政府来保护自己,如果政府也干同样的事,他们还能指望谁呢?这就如同艾滋病,免疫系统出了毛病,反过来攻击人体。本来,政府的创立是人们为了更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安全和产权,为了维护秩序,为了公正裁决纠纷。公民通过纳税支撑政府的运作,并把在特殊情况下使用暴力的特权交给了政府。然而现在的上海政府不但不履行自己的宪法义务,保护公民并维护社会秩序,却借着“防疫”的名义干起相反的事情,干起了打家刧舍、威胁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事情来了。而一旦它干起这样的事情,公民们就完全处于无还手之力的地步。因为他们已经将使用暴力的权力和资源转让给了政府。

然而,为什么上海当局违反政府的基本性质,反其道而行之,做政府应该竭力消除和对抗的事情?不作官府而作盗贼,所为何事?答曰,防疫。为了防疫而颠覆社会秩序和制度结构的根基,这合逻辑吗?要防什么样的疫,才要使社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呢?这个具体的疫就是新冠肺炎。这是一种传染病。而传染病有一个特点,它会迅速传染给很多人,造成人的大量死亡。因而,每个社会都有应对传染病的特殊措施,对公民权利作暂时的限制,以阻止病毒的传播。这反映在相关法律中,在中国大陆,就是《传染病防治法》。

当然,不言而喻,《传染病防治法》是在《宪法》之下的法律,它必然不得有违反宪法的地方。这一性质并不直接表现在该法条文中重述宪法原则,而是默认存在宪法原则。该法的所有规定如果有与宪法原则相违背的地方,都不得理解成合法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反复查阅《传染病防治法》,没有得出现有过度防疫及其措施的结论来。首先,该法所说需要隔离的是“甲种传染病”,而新冠肺炎为划为乙种传染病,但当局不加说明地“按甲种传染病处理”。而根据吉林省数据,病死率仅为约0.0026%(盛洪,2022),比流感病死率0.14%低得多。已有人提出建议,依奥密克戎如此低的病死率,将该病降为丙种传染病。即便不改,该法规定需隔离的人员仅为“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仅指“医疗机构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隔离地点是“指定场所”,形式是“单独隔离”。

显然方舱式的集中隔离是违反该法的。核酸阳性者可以视为病原携带者或疑似病人,如果需要隔离,也是指定场所,而且必须是单独隔离。在这时,最有效和最节约成本的“指定场所”就是核酸阳性者的家中。方舱是数百上千人的集中隔离场所,他们吃饭、睡觉、如厕等等都不可避免地要交叉感染。显然不符合“单独隔离”的要求。现在的“密切接触者”的概念,当局不仅舍去了“医疗机构内的”条件,而且将在其它场所的“密切接触”为一米之内的定义偷换成800米或“一座建筑”,甚至将一个大的开放空间(如一个郊野公园)的相当长时段内(如14天之内)与确诊病人或疑似病人有行迹重叠的人统称为“时空伴随者”。要求隔离这些人,或通过健康码弹窗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而在上海,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强制隔离核酸阳性者,而且是“一人阳性,全楼隔离”,阳性复阴者也要隔离,并且核酸阴性者也要强制隔离,甚至整楼阴性的也要强制拉出去集中隔离。这更是严重违法了。

至于“入户消杀”,《传染病防疫法》第27条有点儿沾边,“对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场所和物品,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或者按照其提出的卫生要求,进行严格消毒处理;拒绝消毒处理的,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或者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强制消毒处理。”但首先其前提限定应该满足,即“对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根据奥密克戎病毒的性质,其附着于非有机物体上存活的时间最长也不超过72小时。根本无需消杀就会自行消失。即使是核酸阳性者的住宅,要消杀也要先证明其“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更何况它们还要进入核酸阴性者的住宅消杀,更没依据。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不要对街道、市场等户外空间和户内空间进行喷洒消毒,这样做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因而防疫当局即使有充分证据存在病原体污染,也要权衡其利弊。退一万步,也不能与宪法相冲突。《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以“防疫”为名,侵入公民住宅进行毫无防疫效果的消杀,根本无法与宪法住宅权相对抗。

至于这些警察在居民不同意的情况下,采取非法手段破坏门窗,暴力闯入的行为,即使在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也是在其自由裁量范围内最恶意的选择。《警察法》第22条规定,不得“非法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搜查他人的身体、物品、住所或者场所”,21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而现在他们的行为完全背道而驰,非法进入公民住所, 侵犯公民的人身、财产和住宅安全。这显然违反《宪法》、《警察法》和其它法律。《警察法》第26条规定,警察的首要条件是拥护宪法;而宪法规定了住宅权不受侵犯。第33条规定,“人民警察对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人民警察职责范围的指令,有权拒绝执行,并同时向上级机关报告。”不管这些警察是否是执行上级命令,他们完全可以依法拒绝执行违宪违法的命令。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上海当局派去执行这些违宪违法行为的人,又假借所谓“执法者”的身份,不遵循假定执行正确任务时的法律正当程序。这些人主要是警察,也有基层官员或所谓“防疫人员”。他们第一个错误是不报身份姓名,不出示身份文件,如警官证。当居民向他们询问身份时,他们通常避而不答。或者说“我是居委会的”,或者说“我是某某派出所的”,就是不说出姓名。即使是对犯罪嫌疑人,依法进行入户盘问、搜查的,根据《警察法》第9条,应“出示相应证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38条,“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更何况,只是为了防疫,进入并非有犯罪嫌疑的公民的住宅更应自报单位和个人姓名,出示身份证明和执行任务的文件。在上海,这些法律都在“防疫”的名义下被蔑视。那些严重侵权的警察及其他人员竟膨胀得认为自己可以无所限制。这么做的恶果不仅是在当时没有执法正当性,而且也会阻碍事后追究罪责。

即使要将犯罪嫌疑人从家中抓捕,也要出示拘留证(《刑诉法》第85条)或逮捕证(第93条)。而核酸阳性者并不是犯罪嫌疑人,只是身上携带病毒,将他们强行从家中抓走,更是要谨慎,遵守程序。然而我们在多个视频和音频中发现的,是所谓“执法者”闯入居民家中,在不报姓名单位的情况下,也不出示证明自己强制行为法律依据的证明,只凭口说“上级命令”或“疾控中心命令”,没有任何文字证明,当居民提出质疑,要求拿出文件证明时,他们要么谎称居民违反了根本不存在的“紧急状态法”,要么说违反了“传染病防治法”而不说明违反的具体事实,要么根本不予解释和说明,而是直接威胁动用暴力,继而破门而入,强行将居民拉出。丹宁爵士说,搜查证“应该具体指出嫌疑人所犯的特定罪行”(第103~104页)。一般而言,这就是说任何执法行为,如果只是笼统说执法,而不具体指明,就是在夸张权限、滥用权力。

这些所谓“执法者”普遍使用的手段是无法律依据地威胁公民。例如在网上广为流传的视频“最后一代”,其中警察威胁该户夫妻,如果不服从他们强制隔离的命令,就要“负法律责任,影响三代”。我不知道大陆中国哪个法律规定,哪种犯罪的惩罚是“影响三代”的。更何况这只是以“防疫”的名义,当事人根本没有犯罪。该警察看似还礼貌,却也口出狂言。另一个视频显示,几个警察竟因一老年妇女转发信息,威胁说这样做要“蹲监狱”,这个老年妇女不畏威胁,说“那我就蹲监狱去”。表达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转发信息的权利更是不可剥夺的。大陆中国哪条法律是惩罚行使宪法权利的人?该警察只是执行他的上级违反宪法的命令,信口编出“蹲监狱”恐吓民众。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与 上海这些极端恶行相呼应,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一些堪称奇葩的恶性现象。如在多地,大货车司机的驾驶室被用封条封住(中国砂石网,2022),司机因需下车,竟被诬为违反“防疫”措施(平安库伦,2022)。在太原,一个摩托骑手被封条将手与车把封在了一起,将头盔上贴上封条,将脸部封了起来(独立视点6,2022)。一个视频显示,一个居民被几个警察用胶带将全身如木乃伊一样裹了起来,动弹不得。这都是对人身自由的极端限制,相当于极致的酷刑。如果说上海强行入户消杀还没有官方文字证据,辽宁丹东官方网站公然宣称,如果居民拒绝交钥匙,“无法通过正常方式入户的,由专业人员采取技术开锁的方式入户”(财新网,2022),竟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犯罪行为写成白纸黑字,看来是觉得自己的权力没有边界。

还一种极端现象,就是绝对执行与“清零”挂钩的所谓“四应四尽”,为做核酸而做核酸,而忘了是为了什么。一则北京视频新闻说,延庆区防疫人员为了核酸采样“一个也不少”,徒步10公里到山村去测核酸(北京日报,2022)。另一视频显示,在青海的沙漠地区,人们在排队做核酸检测(小燃视频Video,2022);还有一个图片说明说,“青海大白走上四千米雪原进行核酸检测。”(野墙说,2022)更为极端的是,在许多地方的农村,政府因防疫限制农民下地种田,有的地方竟发放“春耕证”;而据报道,河北磁县一农民申请办理春耕通行证,竟遭拒绝( 胡锡进,2022)。这些消息都说明,至少过度防疫的执行者没有对人口密度与病毒传播之间关系的理解。病毒传播主要靠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而人口密度高是造成人们之间接触频繁的重要背景。而山区、沙漠和雪原是人口密度极低的地方,农业是人口密度低的产业,政府将过度防疫措施极端地延伸到这些地方,不仅不能防疫,反而因检测核酸造成人口聚集,带来病毒传播的唯一机会。

至于为什么各地当局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违反《宪法》、《警察法》和其他法律,做出严重侵犯民宅的犯罪行为,颠覆社会秩序的根基,摧毁文明规则,实是因为它与大陆中国的许多地方政府一样,其权力长期不受约束,以致被惯成目空一切,无法无天的怪兽。在平日,这些地方政府就经常侵犯权利,如果公民将它们的侵权行为予以公布,它们又会践踏公民的另一项权利——表达自由,压制公民的言论。在另一方面,如果公民拿起法律武器提起诉讼,它们直接操控的司法体系又以各种手段不予受理,或不公正地裁决。正因如此,许多地方政府才在侵犯公民权利方面越走越远,作出越来越恶性的侵权事件来。如大规模的非法强拆。它们雇用大量无业游民组成强拆队伍,半夜围攻居民社区,非法限制居民人身自由,最后把他们逼走,达到摧毁公民家园的罪恶目的。

这次过度防疫只是不受约束的权力更大规模的演习。尤其上海是一个超大城市,上海居民有较强的权利意识,他们勇于将当局侵犯权利的视频、音频放在网上,才引起了更多的关注。而在这前后,大陆中国许多其它城市,包括武汉、西安、长春等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却鲜有信息能够传播出来。当然不容否认,今天上海的情况,是不受约束的权力侵犯人权、伤害民生的行为又一次升级,以其恶劣性质,以上海之地位和影响,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安全感的信心。这还不仅是因为防疫而住宅受到侵犯的问题。而是更为一般的问题,以后当局是否还会以其它微不足道的理由,要求公民交汽车钥匙,交存折,交手机,交账户密码?如果不交就直接撬汽车,抢存折,抢手机,威胁平台交出私人账户密码?侵犯公民的部分权利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这种侵犯没有边界,不会止步,逐渐升级。

这种权力不受约束的状态不仅限于较高层行政部门,还迅速漫延到了最基层权力,到了居委会,到了普通防疫人员。我们听到多起居委会以防疫为名说居民自发团购“不合法”,将其扔掉,只许经过居委会团购,同时收取垄断价格。一个视频显示,利用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居委会压制居民的日常消费,只能吃到方便面,而居委会自己吃瑞士卷。但当这个视频在网上大量传播后,视频拍摄者竟被警察拘留五天(黑柳丁,2022)。另一个极端的故事是说,一个孕妇买了便宜鸡蛋,以较便宜价格卖给邻居,结果同楼的“志愿者”生气了,因为这搅了他较高价格的鸡蛋生意,半夜一点半打上门去,要求孕妇写保证书,以后不卖鸡蛋了(将爷,2022)。这个“志愿者”只是这个不受约束的权力的最末端,竟也如此猖狂。也足见,即使居委会这种最基层的权力,居民也无力加以约束,整个滥权已经扩张到了何等地步,并且起到了迅速毒化国民精神气质的邪恶作用。

以“防疫”为名义的对人权的严重侵犯,没有带来对上海病毒传播的有效抑制,上海仍是全国新增感染者病例最多的地方,反而因为所谓“防疫”,导致了大量其它原因的额外死亡。《上海防疫逝者名单》已经累计到206例死亡事例,其中有21例是“跳楼”。而官方公布的新冠死亡人数累计已达584人,但专家称其中几乎都是因基础病造成的死亡,没有一例是因新冠而死的(张作风,2022)。其中应有不少是因所谓“防疫”延误救治而死。所以这种造成巨大伤害的“防疫”,其成果却极端不对称。更有其它损失。2750多万人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按我在“在宪法框架下科学地防疫”一文中提出的公式,失去自由的时间相当于4520547年的生命时间,按11年剩余预期寿命计算,等价为41万多新冠死亡(具体计算见附录)。更有住宅被暴力破坏侵入造成的财产损失和安坐感的丧失,损失更是无计其数。

除了财产的和生命的损失,上海人更大的损失是精神上的。违反宪法、以没经法律正当程序的“防疫”借口,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实际上就是对公民人格的污辱。因为权利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要部分,蔑视他们的权利,就是污辱人格。一则视频显示,一个警察对一位女士说,他们要求居民交出钥匙,如果居民不交,他们就不强行“入户消杀”。这个警察被称赞。然而,这是在上海现状下的低标准要求。要求别人交出自家的钥匙,就已经是一种污辱。就如同说“请交出你的权利让我侵犯”。我们看到一个视频显示,一个“防疫”人员在一个家庭住宅内肆无忌惮地向床上家具上墙上喷洒消毒剂,这是一个蔑视别人住宅和财产的举动。而另一个视频更为极端,是一个“防疫”人员向一队行进的人身上喷洒消毒剂。这是完全无视这些作为人的尊严,直接把他们当病毒。更多的视频让我们触目惊心。如警察半夜踹破房门将女居民绑架出去,一位女士被安排在方舱一群男人的床包围之中,她要求调换而被拒绝(视频)。

在过度防疫的滥权的压力下,一些上海居民的道德价值也开始败坏。他们歧视核酸阳性者,一旦发现本楼有一只“羊”,就恶语相向,让他快点离开。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个12岁男孩,在方舱隔离转阴后要回家,结果父亲隔离中,继母不接收;亲生母亲想接收,她所住小区的居民全都反对,堵在小区大门不让进去(深科技,2022)。这固然有不合理政策的因素,但居民们变得如此冷血也是令人震惊的。行政体系,由于处于不受约束权力的环境中,他们的品性败坏就得加个“更”字。首先是说谎。从市政府在封城安排上的欺骗,到警察谎称“紧急状态”将居民从家中绑架出去,从居委会说到酒店隔离将居民们骗到简陋隔离点,到对外宣称“解封”却实际仍在封城。一个视频显示,一个街道的居委会摆拍“解封”视频,遭到一个知道真相的老伯的怒斥。

第二是匿名。他们在采取侵权行动时,从来不报姓名。只有在匿名的情况下,他们更可以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才能做出许多侵害公民、以致伤天害理的事情来。第三是恶意。这些所谓“防疫”人员的很多行为不是防疫所必需,如杀死居民宠物,殴打居民,在住宅门上贴封条甚至将其钉死,将居民装进笼子,半夜破门将高龄老者绑架出去,等等,他们明知这些作法与“防疫”已不相干,不过是心中恶意的宣泄。第四是制造死循环,而对其结果不负责任。不少所谓“防疫措施”实际上制造了死循环,让人根本不能达到其要求。如致周盛妮护士于死地的核酸要求,就是这样一个死循环。还有一个死循环是健康码变红,既不能回家,也不能住酒店,只能在街上流浪。关键在于,“防疫”管制不可能考虑周全,但一旦出现死循环,在法治社会,就可以援引宪法和基本常识加以处理,如生命第一,回家天经地义等等。而过度防疫情形下,行政体系将权力凌驾于宪法和常识之上,就不可能解决死循环。行政体系就会说,“你自己解决。”而不承担它制造的死循环的责任及其恶果。

第五是践踏家庭价值。过度防疫的权力将人看作是病毒载体,从而不把人看作人,其重要表现是强行将家庭拆开。在疫情一开始就出现了强行将儿童与父母分开隔离的行为(Redian新闻,2022)。它还将九旬老人从家中绑架出去(圣地呀GO,2022),使其失去家庭的温暖和庇护。而家庭是人的生存形式,用暴力将人与家庭分开,就是对人的恶意伤害。第六是炫耀权力。其具体形态就是对公民言辞粗鄙,行为暴戾;较高级形态就是对公民的反抗采取报复式政策,如上海封城之初不少市民对粗暴措施提出改进建议,却遭到进一步将高龄老人也绑架隔离的报复行为,进而又是破门绑架,又是入户消杀,所谓“防疫”措施步步升级,显然没有实际效果,只是为了向公众炫耀滥权而不受惩罚的能力。

炫耀滥权的极致,是防疫政策制定的任意性、多变性和不可预期性。我们在已有的防疫政策中看不到经调查研究、科学论证的成分,许多措施突然出台且明显没有合理性,如全员每天核酸检测,一人阳性全楼方舱隔离,入户消杀,暴力破门,等等,却带有情绪化和报复性的因素,甚至没有政府决策稳健性的外表。又看到一上海官员表态说,它的防疫政策是“压力测试”,更是一句傲慢的、污辱性的话。所谓“压力测试”的对象是上海民众,加压的手段是逐步剥夺、侵犯上海人的权利,“压力测试”的恶果是不少上海人非正常死亡,而一句“压力测试”就将他们作为测试结果而轻描淡写。上海人是你“压力测试”的材料吗?因“压力测试”而死的人是你的成本吗?

经过两个多月的过度防疫折腾,上海人说,他们不怕新冠,却怕天天核酸、强制方舱、整楼迁出集中隔离、入户消杀、半夜破门。看来,奥密克戎的低病死率不足惧,真正令人害怕的是以防御奥密克戎为名义的所谓“防疫”。上海的数据告诉我们,两个多月来,因新冠肺炎没有死亡一个人,但其过度防疫导致的其它原因死亡至少已达206个,加上官方公布的500多例的所谓新冠死亡人数,实则因基础病而死,生命代价如此巨大。经济也遭到重创。4月份,上海汽车销量“清零”。据我用模型模拟,封城期间GDP将为正常水平的5%。而据上海统计局,工业总产值下降61.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14.2%(不排除有很大水分),这些消费主要靠居民的积蓄,其收入下降甚剧。据报道,4月份上海周边的城市财政收入明显下降,苏州下降49.6%,杭州下降37%,宁波下降36.1%,南京下降54.9%(江榆洁,2022)。GDP下降幅度会更大,上海本地下降更甚。

因而,真正让人恐惧的不是新冠病毒,而是滥权病毒;不是新冠疫情,而是侵权瘟疫。滥权病毒比新冠病毒的毒性大得多,它带来对人的财产、生命、健康和精神的损害远大于奥密克戎,而其传染性也要远大于奥密克戎。奥密克戎的基本传染数是10,而滥权病毒的传染是超距的,只要权力不受约束,只要行政体系可以任意压制舆论、操纵司法,不用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也可以传染,从而其传染是迅速的。正因为滥权,公民权利普遍受到了侵犯,其损害和危害程度远高于新冠肺炎。这是由滥权病毒引起的侵权瘟疫。

所以,我们的任务是消杀滥权病毒,防范侵权瘟疫。而消杀滥权的最好药物是宪法和法治。这就是真正将权力放到法的下面,用表达自由和公正司法约束行政体系。我们当然还要防范新冠疫情,但我们的方法是,在制定防疫政策时,要求防疫当局事先进行自我违宪审查,凡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政策都不能出台。如果因防疫之必需,实在需要限制部分公民权利,也必须通过听证会听取专家和民众意见,再经立法机关同意。如果在实施防疫措施时有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公民有权将其情形拍摄下来,并放在网上,行政部门不得压制,并且公民应及时提起对该防疫部门的诉讼。当然首先,要对已经发生的侵权恶性行为及其责任者提起诉讼,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才能最终消除侵权瘟疫。

或有人说,我强调用法治规范防疫的作法不利于防疫,曾有一篇文章说,“若行法治,防疫就不能成功。”这显然是本末倒置,轻重颠倒。法治是一个社会对滥权的免疫系统,一旦废弃法治,权力就到处横行,社会根基就会被颠覆,国将不国,文明颓败;在这时即使所谓“防疫”成功也无补于万一。或又有人说,在防疫中强调法治是“否定党的领导”。怪哉此言。一个政党的意志是由其正当程序集合生成。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要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目的就是约束权力。其《决议》提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难道碰到比流感还轻的疫情就忘了吗?即使在中共党内,这个由中央委员会形成的《决议》难道不比防疫政策更权威,更有法律效力吗?

附录
隔离的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的公式如下:
社会成本:隔离人数 × 天数 ≤
社会收益:因隔离减少感染的人数×病死率×(新冠死亡减少的期望寿命)× 365天

尽管上海过度防疫导致民众拥挤排除做核酸检测,聚集在方舱交叉感染,封城前抢购和团购接触导致更多的感染,现在还是假定上海现在的防疫措施减少了一半因患新冠肺炎带来的死亡,即580人。他们的平均寿命在80岁以上,超过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然而不管怎样,我们采用11年为因新冠死亡而减少的预期寿命。假定上海2750万人被封在家里60天。代入上式。
社会成本:2750万人×60天=1650000000天
社会收益:580人×11×365=2328700天
社会成本 〉〉社会收益,明显不值得。
1650000000天/365天=4520547年
即总共4520547年的生命时间,除以11年,得等价的新冠死亡数410959,远高于58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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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辽宁丹东:若无法正常开锁入户消杀,由专业人员技术开锁入户”,《财新网》,2022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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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爷,“上海孕妇低价买鸡蛋分邻居被逼写保证书:权力幻觉导致人性异变”,《 人格志》,2022年5月10日。
陆火Media,“73岁偏瘫老人转运途中死亡:还要让多少生命成为‘最小的成本’?”《腾讯新闻》,2022年4月22 日。
平安库伦,“擅自撕毁封条,三名司机、乘客被库伦警方处罚!”,《平安库伦》,2022年4月12日。
深科技,“上海这件事太可耻了”,《深科技》, 2022年5月16日。
圣地呀GO,“94岁的阿婆、93岁的教授夫妇、92岁的瘫痪夫妇…都被拉去了方舱”,《圣地呀GO》,2022年4月20日。

盛洪,“几种防疫模式的模拟比较”,《盛洪教授》,2022年5月5日。
小燃视频Video,“青海人怎么做核酸?一望无际的大沙漠,网友:做出西天取经的感觉,旅游,地域奇趣,好看视频”,《活力创作者》,2022年5月16日。
野墙说,“青海大白走上四千米雪原进行核酸检测,并进行病毒消杀。”《野墙说》,2022年5月15日。
翟永存,“虹口区入户消杀电话录音,当事人获满意答复”,《记者观察》,2022年5月10日。
张作风,“‘上海疫情为什么居高不下?’ 90岁知名传染病专家给学生张作风教授‘出考题’”,《深究科学》,2022年4月27日。
中国砂石网,“一货车驾驶室被贴满封条!网友:林正英抓僵尸都没这么多!上海、吉林、广东等13省市出最新规定……”《中国砂石网》,2022年4月11日。

发布者:flourishflood

Economist, Confucianist

一个有关“[横议] 毒甚病毒(+按)|盛洪”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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